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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作家苏青的缤纷世界

[18-09-10 08:05]  编辑:  来源:  点击:

《古今》第29期黎庵的《编辑后记》说:“苏青女士近方服务本市某机关,以女子现宰官身,必多所擘画,以福我市民”云云。此期《古今》出版于1943年8月16日,则苏青做官,当在1943年7月左右。这一期刊物中,苏青还刊发了《谈做官》一文,现身说法,颇有那种母鸡生蛋后的喜悦和揭露官场黑暗的痛快。

苏青是在离婚与失业之后,因周佛海妻杨淑慧推荐任上海市长的专员。时陈公博是上海市长,苏青被陈公博拔擢为专员。据《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》第31期:“中华民国32年7月1日兹任冯和仪为本府专员此令”,陈公博1943年6月19日写给苏青的信:“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,但专员是没有事做,也太无聊。派到各科办事,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,时时都歧视。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,替我办办私人稿件,或者替我整理文件。”信写得很诚恳,搭配网,让她选择:同是专员,是派到各科办事还是在他身边办事。结果,苏青选择了前者,不是莫国康式的贴身秘书,而是派到各科专司核签工作报告的专员。苏青也并非不想在陈公博身边,但因为有人及时提醒她危险,这里面有情场夺宠的利益,也有傍汉奸而带来的陷阱,苏青及时后退几步,有她比较清醒的考虑。陈公博在信中还提醒苏青:“但有一件事——不是条件——请你注意,最要紧能秘密,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,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,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,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,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。”然而苏青在做官不久,就写就了《谈做官》一文,大爆其官场内幕,好像是那个喊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。是苏青忘记了陈公博的提醒?应该不是,在苏青的眼中,《谈做官》的内容不在陈公博提醒的范畴,文人的脑筋是聪明的,又是难得会糊涂的。那么,《谈做官》写了些什么呢?

首先,苏青为做大官的人抱不平起来了。在她心目中,这位大官应该就是陈公博。她说,做了大官的人是寂寞的,没有朋友,也不会有爱人,而且家庭也骨肉生疏,“乌眼鸡似的”,感情破裂了,还得顾全脸面。做了大官,连自寻乐趣的机会也没有。……这些话虽然没有一定的针对性,但读者很容易把这样的描写与陈公博对上号。说完这些,苏青又指责起官场的弊害来了,她是聪明到一针见血的,然而这在大官们看来,真是可厌:官场存在这么多弊害,不就是说上级官员不能兴利除弊,革新政治么?苏青做官,不是什么专员,仿佛倒是请了个监察官或评论员。我们可以设想,她既然敢于在《古今》上撰文喧哗,则日常工作中心直口快,忍不住指指点点,应该不在少数。

苏青在《谈做官》结尾说:“官场如战场,我希望将来能够提倡女子做官,一定要比较清净得多。”当她还沉浸在初为官员的喜悦中,陈公博却忍不住了,劝她辞职了。陈对苏青说:女人搞政治不合适,辞职后薪金照给。其实,陈公博想说的是,苏青你不是做官的料。因为女人而搞政治的不是没有,如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,笼统说女人不合式,肯定不是由衷的话语。三个月不到,苏青的官瘾就这样到了头。

苏青的《续结婚十年》写于抗战之后,所以她对出任市府专员的经历故意作了回避,语焉不详,毕竟这是可以认定汉奸的职务,她只说收了“金世诚”的10万元钱,并参加了几次宴会,还在花园里想:金总理是没有灵魂的,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……甚至连《谈做官》这样的文章,也一句不提及。可是《古今》中刊载着,没有办法抹去,而陈公博也是她心仪且感激的人物,苏青是真诚感谢他的,日本投降后,她还甘冒危险,与陈公博作了告别。

二、苏青与《江苏日报》

1944年4月初,《江苏日报》(出版地苏州)因苏青和柳雨生的要求而刊出一则《更正启事》,内容如下:顷得柳雨生冯和仪两先生先后来函称:上月廿三日本刊《挥泪话人间》一文,关于风雨谈与天地之销路问题,查与事实不符,请予更正。兹特更正如上,并致歉意。此启。

这是一个内容相当简单,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更正启事,但我们略加回味,不难发现三点:苏青居然也读在苏州发行的《江苏日报》;其次,她很在乎维护自己编的刊物《天地》的发行量(印数);还有就是,苏青与《江苏日报》新地副刊的编辑郭梦鸥写过信。苏青与《江苏日报》的直接关系就这些了,该报报道和别人评论苏青,属于间接关系,此不置论。

苏青这封更正信函的起因,源于画家、散文家吴易生的一篇文章《挥泪话人间》。这个题目有点双关,不仅话的是当前的社会人间,更主要还是话的他自己编辑出版的《人间》月刊。吴易生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唐朝的诗人白居易,白居易居甚易,吴易生偏生大不易,因此,他编辑《人间》月刊的经过,想起来就只有边挥泪边追述了。在该文中,吴易生谈到自己的《人间》创刊号(42年4月)初印2千,后来又再版了3千,“销路算得不错”。到1942年9月出版《人间》第三期时,印数只有1500了。吴易生很是感慨,顺便说:“听说《古今》销路也惨,《天地》、《风雨谈》,也是同样命运,……”这就是冯、柳两先生看到的3月23日刊出的《挥泪话人间》中关于《天地》、《风雨谈》的销路问题。

按:苏青的《天地》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,吴易生发表《挥泪话人间》时,《天地》正好出到第6期。《天地》出到21期结束,第6期还是刚开始,我们不知道吴易生口中的“销路惨”是什么标准,不过我们知道,他说《人间》创刊印数五千属于“销路算得不错”,而第3期印数1500的话,就是“惨”了,说明吴易生听说的《天地》销路,在他写《挥泪话人间》时,大概也就是一千五百左右吧。然而,文章刊出,苏青的更正接踵就到了,声明“查与事实不符”,却又不明说印数多少,是一种很含糊的更正。

苏青《天地》创刊,是首印3千,再版2千,与《人间》的情况差不多。这在她的小说《续结婚十年》中的《吴山点点愁》(见影印本P77)中的说法相同,由此也可见《续结婚十年》记载的真实程度。

苏青的《天地》是接受了陈公博的10万支票而产生的,现在看来,苏青办杂志有点像公款私用,洗黑钱的嫌疑脱不掉,说起来总是民脂民膏,除非出自陈公博的私囊。在当时,这种情况也很普遍,苏青还享有配给纸,陈公博也算得是当时文艺的一个守护神。特别可贵的是,他给了钱,又给了纸,却并不插手来控制苏青的办刊,并不预先给定一个什么核心价值观或别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禁忌,或者要先审查审查,这些都没有的。

不过,苏青的《天地》毕竟是请了款的,销路如何,她必须在乎。当《江苏日报》有《天地》销路很惨的话传播出来,对于她,总有点难堪。我们不知道她的第六期印数多少,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《吴山点点愁》中,苏青讲了“钱英俊”的丑事,钱编的杂志,向周佛海吹嘘说是1万份,其实却是4千份,结果苏青无意间在周的面前说穿了秘密,“因此钱便恨我入骨”云云。如果苏青在上海人前说《天地》销路多少,而《江苏日报》上却说销路很惨的话,苏青也甚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在欺骗,关系到她为人的名声,另外销路还关系到《天地》的广告收入,因此,苏青看到《挥泪话人间》,也就不得不更正,但1944年3月《天地》的销路又会好到哪里呢?据说当时运往北方的邮路也一时断绝,这也是苏青虽更正,却又不敢不能亮明真正印数的原因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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